明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广西土司的管辖和控制，采取了许多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条

1、在土司统治区内设置“流官吏”，名义上是以流官吏来辅佐土司，实际上是用流官来监督和控制土司。

如桂西左右江一带的土州县，明朝廷都设置了“流官吏”来监督土官，结果土司不服管束，加深了土司与流官之间的矛盾。

2、对统治区域较小的土司，明朝廷进行了一些调整，即将部分土州、县、峒进行省并。

如洪武年间，“并那入地，为那地州，授罗黄貌袭土知州”。

不久又将永州长官司、鸾州长官司、延州长官司等并入南丹州。

还把西兰州、安息州、忠州、文州等并入东兰州。

经过调整之后，虽然改变了过去土州、县、峒司设置太滥的局面，但又使一些土司统治范围更加扩大，势力更强，更有力量与明朝廷相抗衡。

3、对于原来势力较强，统治范围较大的土司，明朝廷为削弱之而采用“众建诸侯”的办法，即把土司的统治区域划分为若干小片，每片设置一个土巡检司。

明朝廷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弱大土司的权势，然而却引起大土司对朝廷的不满，加深了大土司与朝廷之间的矛盾。

4、为镇压广西人民起义而采取“以夷攻夷”的策略。

明代广西流官统治区的农民为反抗明朝廷的统治而不断爆发起义。

为镇压广西农民起义，明初，明政府曾派遣大量官兵来到广西，可是广西农民起义并没有被官兵所压服，而是官兵杀人愈多，农民反抗愈烈，到了明中期广西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

明朝廷深感兵力不足，于是利用土司土兵作为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要力量，这就是所谓的“以夷攻夷，策之上也”。

利用土官土兵镇压农民起义之后，为防止农民起义再起，明朝廷又在农民起义的地区设置土巡检司，利用土官土兵来防守。

如万历年间，刘尧诲镇压广西八寨农民起义之后，“复分八寨为三镇，各建一城，而以东兰州韦应鲲韦显能及田州黄冯克为土巡检，留兵一千人戍之”。

由于明朝廷征用土兵来防守地方，从而增加了土司的人力负担，影响土司的考成，造成土司承袭的困难，因此也加深了土司与朝廷之间的矛盾。

此外，明朝廷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广西土司的控制，对土司的承袭方面又作了许多规定，如规定土司官职的承袭不论文官或武官，都由吏部验封司来办理，后来又规定武职土官改由兵部武选司办理。

从明中期开始，土司申请承袭还常常受到朝廷官吏的故意刁难，或乘机对土司进行勒索，因而引起土司的怨怒和不满，正如史料记载说“正统以后，吏道杂而多端，中涓武弁视土官为外府而渔猎收之。故土司怨怒，多不用命，视文告若土苴，征发不时至。”

从上述措施可以看出，明朝廷对土司的管束是相当严格的。

这种管束措施，对于制止土司的横行跋扈，加强国家的统一，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但是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却加深了土司与朝廷之间的矛盾。

其次是各土司之间和土司官族内部的矛盾。

先说各土司之间的矛盾。

要知道土司之间为争夺袭位和财物而进行斗争，终明之世，纷争不已。

据明史广西土司传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思明土知府黄忽都病逝，其子黄广平袭职。

知州门三贵为争袭而试图谋杀黄广平。

黄广平得知后，立即杀死门三贵，并隐瞒真相，以门三贵病死上报朝廷，结果被朝廷诏逮鞫之。

明太祖朱元璋针对此事指出“蛮寇相杀，性习固然，独广平不以实言，故绳之以法。今姑宥之，使其改过”。

由于明朝廷对土官的互相残杀，采取“姑宥”的政策，更加助长了土司内部的矛盾斗争。

到明中叶以后，随着土司统治制度的日益腐朽，封建王朝政治的日趋**，许多土司为了扩大地盘或吞并对方而互相攻伐混战，斗争愈演愈烈。

据史载，永乐中，向武知州黄世铁侵夺镇安高寨等地，“朝廷遣兵讨平之，以其地属镇安”。

宣德元年1426年，崇善县土知县赵暹谋广地界，“遂招纳亡叛，攻左州，执故土官，夺其印，杀其母，大肆掳掠，占据村洞四十余所。造火器，建旗帜，僭称王，署伪官，流劫州县”。

这实际上是搞武装叛乱的行为。

结果，明宣宗命总兵顾兴祖会同广西三司出兵剿捕，赵暹及其党羽皆就擒。

正统二年1437年，泗城州土官岑豹恃其兵强势众，为掠夺财物而率土兵攻掠利州，朝廷派官前往抚谕，岑豹负固顽抗，并增兵扼守，结果被官兵镇压。

还有就是土司官族内部的矛盾。

因为土司官族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大抵源于争权夺利的目的，其主要是围绕土官职位的袭替而表现出来。

明代，土官承袭的年龄，一般是十五岁方能承袭。

为了避免因长期空缺土官而引起混乱，永乐十五年1417年规定，应承袭者虽只有十岁，也可以承袭。

为了避免冒袭，弘治二年1489年又规定，凡土官应袭的子孙，年五岁以上者由地方官勘定上报吏部立案，年满十五岁即可令其袭职。

而在十五岁之前，则实行过渡的办法，令其协同流官或代署的官族管事，在此期间，如有不服从朝令和其它不轨行为，取消其承袭资格，另选合适者替袭。

这种做法，往往造成了官族内部争袭的纠纷。

父子、兄弟、叔侄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骨肉相屠”，互相残杀。

此类事情时有发生，甚至愈演愈烈。

除了争夺袭位，土司官族内部为争夺地盘而展开的斗争也甚为激烈。

据史载，永乐初，置上林长官司，“以泗城州土官岑善忠三子成为长官，抚其民。永乐四年1406，子成遣子保贡方物，赐钞币，自是贡赐不绝。成化元年1465，泗城岑豹攻劫上林，杀长官志威，灭其族，劫印，占其境土。兵部移文议豹罪，仍以地与印给上林。弘治三年1490，上林长官司遣头目入贡，礼部以过期至，给半赏。既而泗城岑应复夺据上林长官司，然正、嘉、隆、万间朝贡犹时至。”

最后就是广大民众与当地土司、中央封建朝廷的矛盾。

因为土司制度是明代统治少数民族的工具，而明封建王朝又是土司制度赖以存在的靠山。

土司依附朝廷，朝廷利用土司，两者紧密勾结。

土司与中央朝廷之间的战争，各土司之间的掠夺性战争，使人民的生命遭到大量杀戮，并消耗大量社会财富。

沉重兵役与徭役，加重农民负担，使得生产失时。

在土司统治区内，广大农民对土官土司的人身依附关系极为强烈，广大土民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不能随便迁居流动，土司甚至可以随便杀害农民，土民在土司的野蛮统治下，没有人身自由。

所以，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