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汴梁食店出售的软羊面、桐皮面、插肉面、桐皮熟脍面等，临安面食店出售的猪羊庵生面、丝鸡面、三鲜面、笋泼肉面等，都属汤饼。

南宋晚期，出现了“药棋面”的挂面，“细仅一分，其薄如纸”。

烧饼又称胡饼，不是说相声的，汴梁的胡饼店出售的烧饼有门油、菊花、宽焦、侧厚、髓饼、满麻等品种，有的烧饼无疑沾带芝麻，油饼店则出售蒸饼、糖饼、装合、引盘等品种，食店和夜市还出售白肉胡饼、猪胰胡饼、和菜饼之类。

馓子又名环饼，苏轼诗称“碧油煎出嫩黄深”，无疑是油炸面食。

临安市内出售各种面点，统称“蒸作从食”。

另有“酥蜜裹食，天下无比，入口便化”，估计也应用米粉或面粉制成。

宋人面食中还有带馅的包子、馄饨之类，如有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笋蕨馄饨、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名目。

岳珂馒头诗说“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就是指那种带馅的包子。

宋仁宗出生後，其父宋真宗“喜甚”，“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这是以“包子”一词寓吉祥之意。

蔡京“集僚属会议”，“命作蟹黄馒头”，竟“为钱一千三百馀缗”，其府第专设“包子厨”，其中“缕葱丝者”竟不能“作包子”。

这是统治者穷奢极侈的一个侧面。

一作毕罗，外包面皮，内装水果或肉类及佐料，然後烤熟，大约类似锅贴和饺子。

宋代饼业兴盛，竞争自然也激烈。

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卖饼者想出了各种方法。

东京的卖饼者，就在街头使用五花八门的叫卖声，以招徕顾客。

像是之前简单说过的，一位卖环饼的小贩，为别出心裁，在街头兜售时竟喊出“吃亏的便是我呀”。

后来这位小贩在皇后居住的瑶华宫前这样叫卖，引起开封府衙役的怀疑，将其抓捕审讯。

审后才得知他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环饼，便将他打了100棍放了出来。

此后，这位小贩便改口喊“待我放下歇一歇吧”。他的故事成为当时东京的一桩笑料，但生意反而

较以前好了。

宋代面食兴旺，北宋的郑文宝，书法与诗文皆在当时颇负盛名，他创制的云英面，极受时人欢迎。

制作方法是将藕、莲、菱、芋、鸡头、荸荠、慈菇与百合混在一起，再配以瘦肉烂蒸，然后用风吹凉，在石臼中捣细，再加上四川的糖和蜜蒸熟，然后再入臼中捣，使糖、蜜和各种原料拌均匀，随后取出作一团，等冷了变硬，再用刀切着吃。

云英面颇受士人青睐，后被收入宋代食谱。

至于稻和粟主要用于煮饭和熬粥。

临安一带的粥品有七宝素粥、五味肉粥、粟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等。

宋时南北方都有喝腊八粥的习俗。

开封称七宝五味粥，临安称五味粥。

腊月二十五，“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名曰人口粥”。

范成大诗叙述苏州一带的风俗，“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姜屑桂浇蔗糖，滑甘无比胜黄粱”。

北方食用的豌豆大麦粥、豌豆大枣粥之类，後者应是小米粥。

糯米食品还有栗粽、糍糕、豆团、麻团、汤团、水团、糖糕、蜜糕、栗糕、乳糕等。

蓬糕是“采白蓬嫩者，熟煮，细捣，和米粉，加以白糖，蒸熟”而成。

水团是“秫粉包糖，香汤浴之”，粉糍是“粉米蒸成，加糖曰饴”。

宋代还有米面，时称米缆或米线，谢枋得诗描写“米线”说，“翕张化瑶线，弦直又可弯。汤镬海沸腾”，“有味胜汤饼”。

粽子“一名角黍”，宋时“市俗置米於新竹筒中，蒸食之”，称“装筒”或“筒粽”，其中或加枣、栗、胡桃等类，用於端午节。这种风俗流传至今。

同时限于古代的生产水平，广大的社会下层要维持温饱，也十分不易。

正如司马光所说“农夫蚕妇所食者糠而不足。”北方穷人平时常喝小米稀粥，或“杂蔬为糜”。

粥还常用于灾年救济，如“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贫”。

欧阳修食糟民诗说，“田家种糯官酿酒”，“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

糟糠不厌，这就是社会下层的生活写照。

宋代南北主食的差别相当明显。

但由于北宋每年漕运六、七百万石稻米至开封等地，故部分北方人，特别是官吏和军人也以稻米作主食。

宋徽宗宠臣“王黼宅与一寺为邻”，“每日在黼宅沟中流出雪色饭颗”，名僧人“漉出洗净晒乾，不知几年，积成一囤”。

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蔡京曾问他们“米从何处出，”一人说“从臼子里出。”另一人说“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

这是因为宋时用席袋运米。

南方人“罕作面饵”，宋时有戏语说“孩儿先自睡不稳，更将捍面杖拄门。何如买个胡饼药杀著。”

宋高宗绍兴末年，金军攻宋失败後北撤，“遗弃粟米山积”，而宋军“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

这可算是南人不吃北食的极端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