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启航知道李凡律师说的养足精神给拆迁户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是怎么回事儿了。

九点刚过一会儿，售楼处里已经变得人声鼎沸。保安在努力维持秩序，让来的人排好队，但是架不住人多，而且很明显每户也不是只来了一个人、两个人。苏启航看到来人最多的一户应该是来了八、九个人。

有的一户人家虽然凑在一起，但却一点儿不和睦，彼此之间分着派、争吵着。

有的人在队伍里面窜来窜去的，一会儿和这个人打个招呼，一会儿和那个人交流会儿信息。

苏启航他们占据的会议室改造的签约室，门口站着个保安和两个销售员。销售员负责检查证件，确认是否是在被拆迁户里的人。销售员确认后，保安才放人进签约室。

每户人进来后，苏启航再将证件收上来，跟被拆迁户的名单核对。

核对后，史姐找出这户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递给苏启航。

苏启航接过协议后，先让坐下的被拆迁人核对基本信息。被拆迁人核对个人信息、置换房产信息、补缴房款数额都没有问题后，苏启航在指导被拆迁人在协议上签字、捺手印。

顺利的话，一户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到十分钟就签署完毕了。被拆迁人一般看到自己信息无误，房子没错，钱没错，根本不看协议其他内容，直接愉快地签字走人。但凡事总有例外。不过，这种例外却不是苏启航以为的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提出异议，而是拆迁户家庭内部发生争议。

比如现在，签约用的桌子对面坐了五个人，两人身边、身后还站了七个人。一番吵吵嚷嚷后，苏启航总算听明白了。这户人家在拆迁范围内有一个小四合院，四合院是老爷子解放初买的。老爷子解放前结过两次婚。坐着的五个人中年龄比较大的一男、一女，是老爷子第一任妻子生的；年龄小一点儿的两男一女，是老爷子第二任妻子生的。第二任妻子原本是年龄大点儿的兄妹的保姆。第一任妻子带着大儿子回南方老家省亲，结果赶上了日本侵华，被阻在了南方。老爷子后来登报声明跟第一任妻子离婚，娶了保姆，又生了三个子女。第一任妻子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京城，也只能接受现实。为了孩子，也是迫于生计，就和老爷子、保姆继续生活在一起，解放初就抑郁而终。

现在老爷子一辈三个老人都已去世多年，但都没有留下过遗嘱。保姆的三个孩子认为，这个四合院是老爷子和他们的母亲在解放后买的，跟第一任妻子的两个孩子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拆迁安置房不应该分给这两人。

第一任妻子的两个孩子气坏了，说保姆就个妾，在民国时都算不上是老爷子的妻子，自己的母亲和老爷子才是真正的夫妻关系，而且现在这个四合院是卖了之前的四合院买的，保姆的三个孩子就算有权利继承这个四合院，也只能一起分四分之一的份额。所以，拆迁安置房大部分应该分给他们两个。

苏启航听得头都大了，一看旁边坐着的李凡律师，他依然是一副笑眯眯的标志性表情。

李凡律师就那儿抱着胳膊，安静地坐着，笑眯眯地、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些人吵。

站着的七个人显然是五人的子女，也都不甘寂寞地加入争吵行列，脸红脖子粗地大声维护自己这边的立场，斥责对方不讲理。

眼看着争吵渐渐开始向人身攻击发展，年轻人似乎跃跃欲试，想挥拳动脚，李凡律师抓起面前一个硕大的木印章，往桌上使劲一敲，一声巨响，屋子里瞬间安静了，所有人都看向他。

苏启航看到李凡律师慢悠悠地放下手中的大印章，心想：我说这儿放个这东西干吗呢？原来这东西是干这么用的啊！

李凡律师见对面这家人有的人还张着嘴，但都吃惊地注视着他，满意地笑了一下，道：“吓着大家了？不好意思！吵够了没？没吵够，再接着吵？”见没有人接话，他习惯性的笑眯眯地继续说道：“不吵了，就对了！你们在我这儿这么吵，没有任何意义！”

李凡律师将桌上的房契拿到手中，轻轻抖了下，问对面坐着的五个老人：“这房子还在老爷子名下，对不对？”

五个人下意识地纷纷点点头。

“这就对了！严格意义上来说，你们还没资格到我这儿来签这个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前摸底时，不是跟你们说过吗？你们或者去公证处做个公证，或者去法院打官司取得生效判决，我们只认公证书或者法院生效判决里确定的继承人，至于拆迁安置房在你们之间怎么分，我们不管。还是要看公证书或者法院判决，那里面怎么确定的，我们怎么执行。所以，你们再来我这儿吵真的没有意义，见不到公证书或者生效判决，这个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我是不可能给你们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