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洪早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在合江村时就很注重党员教育工作。也提出工作务实才能应对当前形势的观点，特别是党建工作不能流于形式。而他这样强调别人，而且又达到了成效。却忽略了对自己的教育，所以他对余耀民的批评有很深的感悟。

何明没有急于采取程洪的观点并不是他不认可程洪的观点，而是镇里的干部不会象程洪这样想。如果程洪这么跟其他的党员干部讲这话，也许还会认为程洪这人太做作。越是把这类型的话挂在嘴上，人家越是在心里远离你。

程洪在这方面的想法有些过于简单，群众不同于干部。群众的思想要单纯一些，干部的思想要复杂得多。所以做干部的思想工作得更讲策略。

何明这么认为，程洪却并不认可。老马和张乐泉都是跟他很铁的人，曾正明、何录华、布继录、段龙源、唐华生都算得上是老妖级别的干部。但都被程洪影响着，都有一颗赤红的心脏。

究其原因，还是交流沟通上的问题，还是干部与干部之间都有着一层隔膜。看上去是给自己套上的一层保护色，实际上是各种利益交织而成的防护服，有时还是遮羞布。

所以程洪一直用利益这把刀来划开这件保护服，那怕是党员干部同样有家庭，同样需要生活。只是党员干部对利益的追求受到了诸多的纪律限制，也被很多眼睛盯着。

这种事情没有必要藏着掖着，本来干部们因为限制和监督，把这种诉求用各种漂亮的词语和花哨的行为来包装得很严实。如果组织上越是回避，这问题就越难解决。

还不如晒在阳光之下，不是一味地把所有的都要禁止，而是引导。不合理的要禁止，合理的要引导。那么就得要先让干部们知道什么事可以做得，什么事不可以做。

让大家明白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是集体利益，什么是群众利益，什么是个人利益。又如何处理这四者之间的关系。

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更有利于干部不受复杂的心思和行为影响，抱着单纯的目的投入到事业中去。

在豆燃和李大中受处分时程洪就想过这个问题，用冰冷的纪律条文来约束会吓阻很多的干部，打击他们的热情。不如让他们从细节上明白什么事可以干，什么事不可能干，让干部们在心里都有条清晰的底线。

何明还要去问问才能做决定，其他的干部问谁去？不清楚什么时候会踩上红线，就不动步了，这样肯定踩不上红线。

组织管理是一个体系，分工越是细化，如果失去了统一的协调性，反而破坏了这个体系的完整性。只会造成混乱，影响事业。

部门那么多，工作职责那么明确。可一旦发生问题，就会来来回回地相互扯皮，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为自己找好退路，简单的问题说得越是复杂越好。一件事情需要几个领导相互之间商量决定，甚至推到更高层次的会议做出决策。

最终这些简单的事都落在了主职手里，主职领导能不抱怨能干事的干部越来越少？余耀民抱怨能干事想干事的干部越来越少，这还是有原因的。

人性就是那样，总得要找个理由或借口说服自己的内心，然后慢慢地走向堕落。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只是加强修养方面的教育，这个教育过程应该也是系统性的。

精简的不仅仅是机构，还要精简人心，让干部们的想法单纯一些。目前的机构改革就是把相同职能进行合并，是在精简机构，可还没有精简好人心。

这需要一个过程，当很多人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总会改变。一系列的改革，对干部的纪律要求，干部的升迁都有了很多的约束。把整个政治生态都放在熔炉里锻造，所有人都会思考，都会给自己重新定位。

在这个时候就得要通过党员干部教育来进行灵魂上的洗涤，让大家尽快转变。这是中央的大手笔，不是喊口号响应号召，而是要务实地落实教育活动。

所以程洪才提议何明开展好镇里的党员干部学教活动，也是他建议何明抽身出来把工作重点放在抓干部教育上的原因。经济发展了，干部等待被动改变与引导他们主动改变，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以前车镇当前的经济态势，需要干部们的思想先一步改变好。

这是哲学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领导者要睿智地预判并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进一步促进前车镇经济发展。

前车镇的工作不只是靠程洪一个人能抓上去，得要靠一个好的团队，仅仅一个李明哲就把程洪搞得灰头土脸的，再多几个有可能会毁了前车镇的事业。这些道理程洪并没有跟何明讲清楚，其实他平时也讲过，这里也没有必要再重复。就看何明怎么做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