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达鲁花赤职权很大，但由于事务庞杂，实际什么都管不到，其作用相当于一个领主，专门为蒙古贵族搜刮地方的人力财物，并将之打包输送到大都以及北方蒙古草原。

在蒙古大军征服的广大地区，到处都是蒙古人设置的达鲁花赤。他们负责在地方征税，维护驿站，将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至蒙古帝国中枢。

不可否认，为民做主、爱民护民的好达鲁花赤还是有的，然而由于文化素质的缺乏，绝大多数达鲁花赤皆为贪鄙、残暴之辈，为当地汉族官僚与民众所仇恨。

对于官员们来说，这些蒙古人派来的达鲁花赤们常常“钤压其”、“荐置长吏”，“动惟国言”，以使“事不乖戾”，朝廷长吏不能相左，“而受成说”。

有的达鲁花赤“刻心挠法，盛气立威，阴唆同僚”，“甚者则飞谗言以怒官”，乃至可以“沮遏百端”。即使在中原统治百年，仍是难以沟通的野蛮人。

达鲁花赤们一贯贪赃枉法、盘剥百姓、敲骨吸髓，简直是无恶不作。为了应付蒙古贵族对奢侈品的需求，各级达鲁花赤们总是最大限度地在地方搜刮金银、丝帛以及精致的瓷器，给黎民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同时，他们还经常利用这些机会中饱私囊。

这次颁下严令要求一个月之内交齐人头税的达鲁花赤，就是忽必烈的前任大管家，专管为他筹钱的阿合马的家臣。

由于阿合马制定并实施的种种财政措施引起其他大臣不满，武官王著联络僧人高和尚，趁忽必烈北往都时，假传太子之命召唤留守大都的阿合马，然后设计将阿合马刺杀。

王著与高和尚二人事后被捕杀，但之后众大臣纷纷书，力言阿合马所为多有不法，经忽必烈调查后，亦数阿合马之罪，不但没收其家产，杀其党羽，还剖开阿合马之棺椁车裂其尸。

他的这个家臣和忽必烈最喜欢的孩子，也就是太子真金关系密切，侥幸逃过一劫。不过虽然保得一条性命，但是想继续留在大都，那已经是不可能了。

念在他在揭发阿合马罪行时屡屡立功，忽必烈发下谕旨，让他去汉人的地方做达鲁花赤。

一个死里逃生之人，本应该低调行事，才能保得自己和家人平安。谁知这厮不堪寂寞，非要整出点动静来，他把阿合马敛财的招数全都使，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横征暴敛，有人的地方就有他派下去征税的人。

他一任，就颁下命令：不论和尚、道士、军士、匠人等各户、都要分摊缴纳人头税和土地税，不管有没有经历过灾害，都一律坚持按西安旧额征收。此外，盐，茶、酒、醋的税额也不断增加。不仅要收的税种多，时间又特别的紧。

这可愁坏了一贯清苦的张伯恩和两个少年，张老爷子与世无争，本想安安稳稳地过完余下的日子，可是这些凶神恶煞的征税人，手持刀剑，强行闯入，虽然老人有心与他们好好说话，可是他们根本听不懂人话。

张老爷子为人一贯和善，如果他们好声好气地说，他愿意交钱纳税，遇到这些豺狼一样的公人，他一脸嫌弃，有钱也不会给他们。可是这些人雁过拔毛，不拿走点东西，怎能善罢甘休，两边一直相持不下。

无奈老爷子年事已高，虽然自己练过独孤九剑，可是从来没有对敌的经历，万一失手，那就实在赔大发了，所以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在等风儿和信儿回来，有他们两个援手，或许可以收拾了这些公人，收拾起细软，离开这个鬼地方，这把老骨头扔哪里都可以，但是绝不能受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