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听说，咱社的收购价都不一样？”李四元盯着吴成德问。

“在收购站是一个价，在外面收购就是另一个价，小吴啊，这你不会否定吧？”郑新昌接过话说。

吴成德一听，这一定是郑新昌又向李四元捕风捉影地汇报了，要不然，李四元也不会一知半解。

“是，李主任，但是——”吴成德不知该向他们如何解释。

“但是什么，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郑新昌板着脸说。

“有。”吴成德把目光移开说。

“怎么能这样做？这样不是自己砸自己的锅吗？如果那些售价低的知道了，找上门来，如何是好？那会造成怎样的被动局面？”李四元动气地说。

“还不止这个，还有为什么清树往西地区的农产品就一概不收？为什么往东地区的就全部收购？而且价格压到最低？这纯粹就是严重的自由主义行为，这会给我们邱上供销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的，小吴啊，你到底懂不懂？”

“李主任，郑主任，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懂，关于价格一事，我们收购站采取了灵活机动，职工包干的原则，我们收购站门市执行的是平行收购价，在交通方便地区和与外界交接地区可以在较小的浮动范围采取了稍高价，我们把这些地区规划为必争的区域，在本社所辖交通不方便和产品货源不集中的地区我们采取了稍低价，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处理。”吴成德有条不紊地说。

“东西两个方向的收购方式又是怎么回事？”李四元疑惑地又问道。

“这个好解释，我们收购站三万元的收购资金哪里来的？凡是属于清树供销社挨近的范围，就是有人把农产品弄到邱上收购门市部来卖，我们也照样不收！往东我们公社的交界处，一个是涉及外县，一个是涉及外省，这些业务都属于不确定业务，谁出价高，老百姓就往哪头卖，所以，我们不仅不能将这一块拱手相让，还要抬高收购价去抢购。”吴成德知道，按理说收购站如何定价，无论按哪种方式开展业务，都应该先向主任请示，碰到敏感的事情甚至还需要拿到主任会议上来议定，主任一般都会亲自来把握方向，以不致脱离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正确轨道。

在他刚来之初，主要是李四元有话在先，收购站这一块交给他全权负责，再加上社里在资金和供销服务上也没有给予太大的帮助，吴成德渐渐的也就放开了手脚，把领导的权威给淡忘和松懈了。

如今，李四元这样严肃的“过问”，毋庸置疑，一定与此有关。

“那，总不能因为清树是你爸的地界你就看情顾面吧，让外面传开了，对社里的影响有多么不好，你考虑过没有？”郑新昌紧抓不放说，“再说，毕竟还是计划经济嘛，中央的农村供销社工作指导方针还没有明确的变化，我们要执行红头文件的，不要听到外面热闹起来就盲目效仿，出现了错误是要负大责任的，还有，小吴，不是我说你，我和你父亲都是一路风霜走过来的人，知道什么才是路线，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原则，都像你这样，价格自由定，区域不同对待，奖金随意发，临时工随意用，还用邱上供销社主任做什么？用供销社领导班子、党支部做什么？那不就成了摆设了吗？都像你们收购站，我行我素，不管不顾，这不都乱套了吗？而且，说句实话，我和李主任为党，为供销事业奋斗了几十年下来，现在可能都比不上你们站的一个普通职工挣的多，就不用再说社里的其他职工了，恐怕现在社里的工资和奖金就数你最高了吧。你们这样闹下去，社里其他门市、部门的职工都眼红的不想干了，你说，一个好端端的供销社，每年都会受到县社的表彰社，现在都成了啥了？成了资本主义的阵营，成了一个自由的大杂烩了，乱弹琴！”郑新昌本来是坐着的，越说越激动，站了起来，就差像老师训学生那样拍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