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孟晗听着，不好说什么，病急乱投医；而且，就金融学来说，我大清朝中衮衮诸公，全是蒙古大夫。大钱和其几乎同时推出的官票和宝钞；直接弄出来通货膨胀。嗯，虽然有一个行家王茂荫王椿年，但也没拦住我大清往作死的道路上，闷头狂奔。

所谓大钱，就是其重量与面额，名实不符。中国式制钱，自古以来，一直有个不成文的习惯，铸钱的面额与制钱的铜金属价值，大致相当。

清代在康熙时期面值一文的标准制钱重约近5g，到了乾隆也有3.5—4g，也就是说每百文的铜钱就需用350-400g重的的黄铜原料。当然，你在市场上买这么多纯铜的价格，大致也是一百文。

而现在铸行的大钱，却远远低于这个重量。以咸丰初期一枚户部宝泉局铸造的当制五十文大钱为例，一枚五十文大钱重量，仅在50-60g左右，每百文大钱至多仅重120g。如此这般，每百文大钱朝廷便可从中获利约230-280g的铜料，加上铸造大钱的效率及耗费的工时，也比标准小平制钱省上许多。

我大清朝庭，这个算盘，打得倒是精得很！

然而朝廷这种发行虚值大钱，损害百姓利益的做法，只能应付一时；首先是把市场公平交易规则都给搞乱了。

大钱的泛滥，造成市面通货膨胀，物价腾飞，大清王朝的货币信誉，也自此开始逐渐崩塌。社会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许多百姓将原有的标准制钱私藏起用以熔铸铜器。

胆子肥的，将铜料熔铸大钱；或者拿几个原来的小平钱，熔铸成大钱。嗯，轻轻松松，三文五文，转眼就变成一百文、五百文了；这比走私鸦片还快当呐！

民间私铸盗铸之风，盛行开来，刹不住车了。

为了应付这个越来越大的经济漏洞，我大清只能更加厚颜无耻的，继续减轻大钱的重量；原本历史中，到咸丰中晚期甚至一枚当百大钱仅重50多克；一枚当千大钱也仅有100多克重，整整从百姓手中，忽悠走了3000多克的铜料。

可老百姓也不全是傻子！

老实的，就不收大钱而已；胆大的，冒着杀头的风险，躲山沟沟里，起早贪黑的，去使劲盗铸了。

原来把事情想得挺美的朝庭诸公，想用开铸大钱，来充实国库的愿望，付诸东流，迅速化为泡影。而且，摊子好摆不好收，最后，只留下一地鸡毛。

更有甚者，我大清在开铸大钱的同时，还发行了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户部官票又称银票，以“银两”为单位，从1两到50两以面额为差共五种，那意思是一张纸代表着相应的现银。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各面额形制与官票基本雷同，说可以当相应的制钱来用。

这比大钱还要水货啊！

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都和银钱并行，不停地加印，还不能找到地方兑换成相应的现银现钱，所以很快就在市场上失去了信用。小商小贩见了直摇头，票号、钱庄、典当行，见到了就像见了鬼似的。

大钱、官票、宝钞，最先受害的，是靠朝庭俸禄吃饭的小官小吏穷当兵的，也包括拿旗饷的八旗兵丁。原来说好的俸禄银子，很大一部分比例，变成大钱和纸钞；上街买东西，小商小贩们人家不认呐，只好打躬作揖地折了价让别人收；到最后，折头越来越大，物价也越来越高；无形中，大家的收入就下降了。连往日养尊处优的八旗大爷们，下锅米都紧张了；当然，旗兵的战斗意志，更加脆弱了。

不过，由“宝钞”和“官票”合称的“钞票”一词，却流传下来，成为纸币的代称，一直沿用至后世。

说道货币，我大清那帮人，蠢得让你想哭。

这天下就够乱的了，可是北京四九城里，这些衮衮诸公，还嫌不够乱；无限制的发行大钱、宝钞、官票，最后付出的代价是：我大清经济交易体系，全面崩溃。

雪上加霜的，是日益加码的厘金；一方面让地方督抚权柄日重，另一方面，让国内本土商品，流通成本越来越高。

同时，由于不平等的条约，导致外国洋货，在中国反而不需要缴纳厘税；中外商品处于不对等的竞争地位，“超国民待遇”。

特么的，不仅仅是西人“超国民待遇”；西货也是如此，在中国市场横冲直撞，秒杀一切土产土货。

陆续有几个人来了，陈润淼、袁又村、袁翔甫、方子詹、方子聪、二阿哥孟曦都来了；全进书房，就显得有些挤了；小翁大人索性不在书房坐了，领着大家，往客厅而来。

天快黑了，天色也有些阴沉沉的。

陈子恒望着雾霾霾、阴沉沉的天空，咕哝了一句：看着，这老天，是想要下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