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性格,作为普通人,无疑是很好的。但作为一个皇帝,就太容易被人蛊惑,而做出错事来。
就跟相父总担心自己朱紫难别,是一个道理。
也难怪相父在他身边派了性格正派的董允,以及聪慧机敏的费祎,还有忠诚勇武的霍弋三人辅佐。
董允保证他道德上不滑坡,不沉溺酒色。
费祎保证他明辨忠奸,不被人当傻子耍。
霍弋则可以在他遭遇危险的时候义无反顾地顶在他的身前,保护他的安全。
此三人的安排,可谓用心良苦。
在刘禅看来,当皇帝,真没有太大的意思。除了在绵延子嗣一项上,能够享受到普通人梦里才敢想象的齐人之福以外,剩余的事情,大都是无尽的烦恼。
用兄长周默的话说,所谓政治的本质,就是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如何让社会上大多数阶层,都能够相对满意而各司其职,以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
然而,利益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这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做到完美的事情。
即便是一个好政治家,也经常要在一个差的选择和一个更差的选择中,做出艰难的决定,并为此背负巨大的道德负担,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
没有坚如磐石的意志力,这样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做好。
多亏了这三个从小玩到大的玩伴的忠心辅佐,大部分事情都不用他来亲自操心,否则如果所有的事务都让他亲力亲为,就像相父那样,那还不如一刀杀了他来得痛快。
尽管并不爱涉足政治,但北伐战争,却时刻牵动着刘禅的心。
为了支持北伐前线,刘禅主动做出表率,节衣缩食,一切用度,能省则省。就连宫中的宿卫,除去基本的安排外,也都派给丞相府公干,用于押送军粮物资等北伐相关的事务。
吴太后宫中,张皇后宫中,梁王府,鲁王府,一应皇家宗亲,关家张家,也全都以刘禅为榜样,节约开支,支持北伐。
或隔三五日,或隔十余日,便有前线的战报传回成都。
而每当战报到来,刘禅都十分激动,拉着董允、费祎、霍弋,一起阅读战报,分析战局。
每听闻汉军取得胜利,如周默魏延走子午谷成功奇袭长安,姜维反间计攻破上邽坚城,刘禅等人都是欢呼雀跃,拍手称快。
而听闻曹真大军围攻长安,周默大军困守城中,已经一月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刘禅也是心急如焚,食不知味,夜不能寐。
以至于一日里能派人向丞相府询问四五次,翘首以盼最新的消息,心中默默为兄长周默祈祷,希望他能够化险为夷。
当听闻曹真退军,大局已定。诸葛亮大军进入长安,整个关陇地区全部收复重归汉土之后,刘禅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开心过。
但开心之余,心中却是充满了遗憾。他只恨自己不能亲在前线,以见证这场伟大的胜利。
毕竟,哪个少年郎没有一个霍去病式的梦想,亲率大军征战沙场,开辟疆土。
刘禅也是一样。
当初战争之始,他便有一个极为冲动想法,那便是效仿周武王御驾亲征,并且已经在脑海中推演了无数次。
然而,这个想法始终只是想法,刘禅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他知道战争充满着危险,但这并不是阻碍他的根本原因,刘禅不怕危险。
他只是觉得,自己哪怕御驾亲征,也帮不上大军什么忙,甚至还会成为一个累赘。
所以,这个梦想也只能深埋心中,成为一个遗憾。
长安。
关于迁都的争论,还在继续。
尽管周默身份贵重,又功勋卓著,北伐一战更是当之无愧的功劳第一。
先是计退司马懿,收服了孟达、申仪,保住了东三郡,然后是实现了子午谷奇谋,拿下长安并成功守住,将全军的战略目标一下从“断陇”,迅速跃进到“还于旧都”。
最后则是在曹真和诸葛亮决战五丈原的时候,利用新式的骑兵战术,发动了敌后游击战和运动战,骚扰魏军后勤,逼迫曹真补给吃紧,不得不在渭河冰封之前退军。
周默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战略,更是成为了以弱敌强时的标准战法,军中各级将军都在学习。
甚至在陇西的战斗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姜维,也是周默安排的暗子。而街亭战略地位的重要,也是周默在军前会议上频频强调和提及才逐渐被人们更加重视起来的,否则汉军大概率只会派万余人去守街亭,岂能抵挡住张郃的五万骑兵大军?
可以说,周默做出的预测,无不应验,周默提拔的人,无不靠谱,周默打过的仗,无不胜利且给人惊喜。
但是,这样厚厚的功劳簿,也不足以让大多数的人同意他的迁都方案。
尽管周默提出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口号热血十足,激动人心,但其中这个死字,在大多数朝臣看来,却是无比的扎眼。
毕竟,将君主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之中,这可不是为臣子的人该说的话。
恪守君臣之道,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政治正确,是最好的道德品质之一。
因此就连诸葛亮,也始终保持沉默,没有发表观点。
僵持不下之时,马谡私下来找周默,想了解他之所以固执己见的原因。
马谡恳切道:“思潜功劳之高,朝中无人能望汝之项背,上至丞相,下至普通兵卒,包括鄙人在内,都对你敬佩之至。但是,思潜为何就忘了功高盖主这四个字呢?难道你就不怕,让陛下迁都长安,置陛下于危险的境地,会让天下人说你是个不忠之人么?”
周默沉默不语。
他心想:“我虽无叛逆自立之心,但我的灵魂可是来自两千年之后,所以我本来也就不是什么忠君之人。你们若认为我是无君无父之徒,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忠君二字,却是古人的思想钢印。且随着朝代的变迁,这个钢印逐渐烙刻得越来越深,到了明清时代,已经刻入了骨髓。这一点,从相权的逐渐衰落就能看出来。”
“有汉以来,宰相都是皇帝也必须礼遇尊敬的对象。三国的诸葛亮为丞相,是制度允许,开府总览国政,清清白白。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更是皇权与相权并行不悖。而明朝的张居正,虽然也是独揽大权,但只能通过和司礼监太监们勾勾搭搭,私下破坏大明制度,来达到总览大权的目的。因为到了明朝,已经无人能够接受一个朝臣,能够与皇帝有着相对平等的地位了。”
“忠君的无限拔高,刻入骨髓,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我周默虽不一定有能力打破这个钢印,但是却不想成为其加固过程中添砖加瓦的人。”
于是,周默踌躇良久,如此回答马谡:“那么,是否迁都长安,就让陛下自己来定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