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瘟疫之后，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教会因为面对黑死病时无能的表现，乃至神职人员的种种丑态，受到人们普遍质疑的情况。相反，人们对于宗教和神职人员，反而更加信任了，毕竟人家有事是真的……

但这种结果，却很难说是不是好事。

从统计看，马穆鲁克的死亡率，比普通平民还要高。实际，第一次黑死病，就几乎把马穆鲁克阶层彻底摧毁。苏丹纳西尔盖拉温有两万四千名马穆鲁克。他去世之后，几个儿子陷入内战，正好这时候黑死病爆发，导致马穆鲁克数量锐减。疫情之后，已经只剩下1001个人了。

此后的苏丹们多次进行恢复的尝试，但很少有人成功。整个布尔吉王朝期间，皇家马穆鲁克的数量，几乎没有超越过一千人。

更严重的是，黑死病对于儿童，杀伤力更强。15世纪初，也就是郭康这个时代，学者伊本比尔迪根据底万户籍册的数据，进行了统计。他发现，在一次75天的疫情中，损失了男人1065人、妇女669人、儿童3969人。

在民间，这恐怕只能算是当代的众多悲剧之一，但对于马穆鲁克政权来说，却是致命的。

马穆鲁克效忠的对象是领主个人，而不是整个王朝或者国家。按照传统，老苏丹死后，他的马穆鲁克也很难被继续重用，因为新苏丹往往不太信任他们，而是更信任自己亲手购买和培养的年轻亲信。

更何况，按马穆鲁克政权的特色，新苏丹很大概率并不是老苏丹的子嗣，而是起兵夺位的其他军头。因此，前任苏丹的马穆鲁克，反而是怀疑和监管的对象。

然而黑死病爆发之后，幼年、少年的马穆鲁克学童，死亡是最严重的而前任苏丹的马穆鲁克，都是经历过瘟疫还活下来的人，抵抗力相对较强，死亡率就不算太高。这导致新苏丹迟迟不能培养出自己的新一代班底。这个问题，甚至影响到了马穆鲁克政权内部的势力平衡。

一次黑死病爆发，就在不久前的1410年。这次瘟疫从叙利亚开始，在大马士革造成了五万人死亡，许多村庄空无一人，大片农田被废弃。而埃及的情况同样严重，谢赫的马穆鲁克学校里，有几百名学徒死亡，之前耗费巨资购买和培养的人才，几乎损失一空。

为了应对可能的外敌，只能顶着高价，走土库曼商人的路子，再紧急购入奴隶补充。而这些新人，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比不之前，培训的也非常将就。当地学者记录说，就算集结全部的皇家马穆鲁克和哈勒噶军团，也就只有五千人，其中恐怕只有一千人堪战。

在这种情况下，谢赫想尽了办法，聚集了大量兵力，但质量十分堪忧，大部分其实都是临时凑数的。连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投入战场，作为总预备队的皇家马穆鲁克，素质都参差不齐为了弥补数量的严重不足，谢赫甚至只能让新学徒也加入阵列。结果，很多所谓精锐，其实就是一群半大小孩，训练时间可能也就比义务制的普通军团兵，稍微长一点。他们的实战表现，自然也无法保证了。

知道了这些，郭康才明白，为什么当时敌人表现的这么奇怪。

经济和军事的问题，进一步动摇了马穆鲁克的统治。1410年的瘟疫中，巴勒斯坦的乡村，受影响不是很大，但苏丹却想把城里损失的税收，加在幸存的村民头，以此保证军费不下降。结果，人们纷纷逃离村落，躲避赋税。之前的农耕区，甚至开始游牧化了。

在紫帐汗国和叙利亚军阀筹备南下的时候，埃及方面没有从此北的打算，当地人也完全是躺平的心态，可能就是因为之前已经被折腾惨了。无论是地方领主，还是普通人，都实在不想再去拼命了。

如果从未来看，这个趋势也不会就此停止下来，而是会再持续一百年之久，直到马穆鲁克政权灭亡。因为在之后的时间里，黑死病依然会不断爆发。

1460年，黑死病导致1400名皇家马穆鲁克死亡1476年的爆发杀死了2000人1497年，又有1000名皇家马穆鲁克亡于瘟疫。布尔吉王朝执政时间最长的苏丹凯特贝，一度也尝试过恢复经济和军事，但在历次瘟疫中，他的马穆鲁克死亡超过八千人。史学家们直白地记录说，“皇家马穆鲁克的城堡空空荡荡，因为他们都已经死亡”。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

在国际局势，马穆鲁克政权也长期处于被动。

安达卢西亚的残余势力，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四处求援。原本，作为这一带最强大的天方教政权，马穆鲁克就是他们最主要的求助对象。当时的苏丹，也确实有过出兵支援，打断十字教“再征服”运动的想法。

但黑死病导致的士兵损失，让马穆鲁克军队丧失了跨海远征的能力，计划最终泡汤，没能阻止敌人的继续南进。安达卢西亚人病急乱投医，最终都找到大都去了，才有了之后的事情。

而在历史，直到灭亡，马穆鲁克都没缓过来。因为经济崩溃，军费不足，马穆鲁克甚至长期没有大规模列装火器。奥斯曼人记录说，在早年，他们和马穆鲁克的交战中，马穆鲁克们军饷充足，武器优良，每次都能占据风。但到了16世纪，同奥斯曼人对阵的，却是一群迟钝、沮丧、没有军饷和军械陈旧的暴徒。

到1516年，奥斯曼和马穆鲁克决战的时候，马穆鲁克的战术依然是传统的全骑兵硬冲。尽管这些马穆鲁克还是一举冲垮了奥斯曼征召的炮灰，迫使耶尼切里陷入苦战，表现的比波斯骑兵还好一些，但其实已经没有战略取胜的可能性了。

想避免这个情况，真正把埃及消化好，而不是和马穆鲁克或者代替他们的奥斯曼一样，单纯把这里当提款机，恐怕首先就得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按之前世界的历史，1414年当年的夏秋，就会再来一次小规模黑死病爆发，算起来都没多长时间了。郭康等人固然可以带兵跑路，但光靠逃避，恐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因此，郭康也加紧进行整理，看目前有哪些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物资、组织，乃至思想，都要抓紧进行研究，加以利用。

平心而论，这个时代的天方教世界，相比于欧洲十字教诸国，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他们这里的医学更加发达，组织也更完善。对此，双方其实都是承认的。但和马穆鲁克过于尽责地执行命令，反而害了大家一样，这种优势，也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

在黑死病最初几次的发作中，埃及人也对自己的医生和教士有足够的信心，以至于瘟疫爆发后，和欧洲人逃离城市不同，埃及人反而涌向城市，因为城里有更丰富的医疗资源，也有更多的寺院和神职人员在大家的印象中，这里的医术和祈祷，应该是能拯救自己的。

然而，对于这个时代的医学来说，黑死病还是过于超纲了。这种行为，不但没有拯救难民的生命，反而导致了城里的人口密度提高，传染也更加严重。

对于瘟疫本身，医生和学者们有一些隐约的了解，知道疾病会在人和人、人和动物之间传播。不过，他们大多认为，传播的途径，是遭到污染的空气。

老海胆和伊德里斯他们的师祖，也就是那位总结周期律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发现瘟疫之前，老鼠总是有些异常表现。不过这种发现，也只是出于直觉，他自己也没能研究出鼠患和瘟疫有什么直接联系。对于如何进行应对，大家也没能拿出有效的办法。

因为医学方面的措施都没有什么效果，从苏丹到普通人，都只能求助于宗教。但哪怕当代人自己，都已经发现，宗教方面的努力，同样效果不佳。

在圣训里，有一些关于瘟疫的条目。比如要求信徒在瘟疫爆发时，不要前往发生地自己所在的地方发生瘟疫，也不要慌忙逃离。老先知还告诉众人，瘟疫同样是成为烈士的征兆，在瘟疫中去世的信徒，也算是烈士。因此，在瘟疫发生时，天方教信徒要比法兰克人之类，更好管理一些。一些虔诚的人也乐意冒着危险留下，积极参与防治活动。

这些教规，很多都是老先知的生存经验总结，对于当时人应对各种灾难很有价值。但几百年下来，很多地方还在吃老本。那些有优势的地方，往往也没能继续发扬下去，甚至走向了抽象的方向。

之前黑死病爆发时，束手无策的苏丹就求助于教法学家，问他们，这是否真的是胡大对于众人的惩罚。教法学家们分析之后认为，这都是因为民众多行奸事，尤其是埃及的女人们，甚至白日里都在街卖俏行奸导致的。

苏丹于是下达命令，除了年老的妇人，禁止一切妇女出门，还组织了巡逻队，看到街的女人，就暴打她们。此外，也严格禁止大家饮酒、赌博，试图让胡大息怒。

然而，瘟疫还是没有就此停止。甚至，事后统计死亡人数，女人比男人还低得多。苏丹对此十分困惑不解，教法学家们也解释不了是怎么回事。

此外，他们还尝试过各种奇怪的方式。除了限制和歧视妇女，还制定过歧视性的政策，要求齐米阶层的异教徒穿奇装异服，穿戴明确的标识。

这些措施，也同样没有取得明确的效果。不过和欧洲同行相比，马穆鲁克们普遍比较……质朴。发现歧视没什么用，他就不歧视了。因此，这些政策也没有持续多久，就渐渐荒废了……

在这种环境下，想做好预防和防治工作，大概真的需要费一番功夫了。

按后世的描述，好像只要大家躺平等死，让黑死病带走那些倒霉蛋，很快瘟疫就会自己消失，留下一个更加适合发展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王道世界。

但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肯定不可能是这样。

无论欧洲还是中东，黑死病都根本没有突然消失，而是一直在给社会放血。埃及的情况已经够严重了，欧洲那边的条件更加恶劣，说没有多少损失，郭康才不会相信。只可能是因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记录，所以没记录就等于没死人，大家就和黑死病成功共存了。

黑死病确实造成了大量工匠死亡，导致技术工人的薪酬大幅涨。但是，埃及同样发生了这种情况，但工匠地位和薪酬的突然提升，却没有引发技术的进步，反而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生产。因为很多人反而因此更加摆烂，不再研究怎么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反正雇主也没别人可选。

这就难免让郭康怀疑，之前听说的那种说法，是否也是个知道结果，再去论证过程的成功学神话。实际的情况，估计就是瘟疫没有任何积极作用，能对抗还是必须尽力对抗。编这种段子，估计就是要给自己找个面子挽尊吧。

所以，很多事情，现在就得开始着手去做了。